江蘇著名中學海安高級中學校長呂建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驕傲地說：海安中學方圓幾公裡內沒有培訓機構，海安中學沒有一個孩子會去課外輔導機構補課，放學後家長們不用帶著孩子到處補習。

　　作為一個著名中學，附近沒有培訓機構，是少見的。減負如此艱難，這種現象更值得我們探討、思考：這所學校周圍為什麼沒有培訓機構？家長與孩子為什麼不必東奔西走？

　　媒體記者走訪這所學校時，正是周六，但孩子照常上課，只不過是『自願』的。也就是說，海中的孩子不是每周5天上課制，而是每周6天。

　　利用這多出來的一天，以及其他時間，海中給孩子們開設了各種需要的課。家長關心的、追求的，與昇學關聯的、無關的，學校都給安排。我堅信，這所學校放學不會太早，學生在學校的時間遠比相關部門的規定應該要長很多，但也是『自願的』。至少，我相信家長絕對是自願的。在這擴展出來的時間裡，學校纔可能充分滿足家長與學生的不同需求，安排不同的課程內容，無論是文化課或非文化課。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海安，最優秀的老師基本就是海安中學的老師，而不在社會上的培訓機構裡。學校把老師留在學校，家長自然不會捨近求遠本末倒置到社會上報輔導班。這是北京上海無法比擬的。

　　還有其他很多因素，但無論怎樣，都是因為海安中學下好了學校這盤棋。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朋友給孩子選擇一所全寄宿學校的原因：這所學校在校內安排好了各種培訓與特長學習輔導，家長不必忙著陪孩子上這個班那個班。一周即便只放假一天，孩子回來就只管玩，『和很多孩子和家長比，我們幸福多了』。這個理由，和海安中學校長講的幾乎一模一樣。

　　這樣，家長既節約了錢，也節約了時間，家長學生學校皆大歡喜。

　　此輪減負的定位很明確：減去過重的課外學業負擔。注意，是課外學業負擔，為什麼是課外負擔？

　　為了切實減輕學生的負擔，在OECD的相關指標的指導下，近些年，我們大規模削減了教學大綱與學習內容，校內負擔已經完全減下去了。我們經常會看到，孩子們校內考試或評測的分數普遍大漲，都成了高分的好學生，皆大歡喜。但另一方面，我們家長對孩子的定位與追求是比較高的，著名高校對學生的要求也是很高的，社會上好的用人單位對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比如要想在上海直接落戶，不僅要清華北大畢業，而且只要本科生，因為本科生招生量少很多，比如清華今年只招收了3000多本科生，但研究生招收7000多人，不在一個量級上。於是，你校內減下來了，我就想辦法加上去，到校外輔導班加上去，於是課外輔導班全面崛起。

　　2013年，學而思全年在學人次還只有83萬人次，但到了2018年前三個財季，在學人次就高達484萬人次，也是第三財季，利潤增長105%。在一片喊打聲中，學而思逆風飛揚，不斷以飆昇的業績回應著減負的要求。

　　需要知道的是，近20年，我們中小學生總數已經減少了1/3以上，在一個理論上大幅萎縮的市場裡，我們輔導班的營收卻大幅增長，極不正常。原因只有一個，我們家長在教育上的追求越來越高，家長投入越來越高，家長需要更高標准的教育。學而思與新東方的每一分錢，都是家長主動排隊交進去的，沒有人強迫。這讓我突然想起多年前與兒子的一次對話：對照美國，中國的私立貴族學校已經崛起，這就是校外輔導班，搞課外加餐，錢多，更厲害的是名師加餐，甚至一對一加餐。

　　減負減到今天，的確非常尷尬，政府殫精竭慮把校內負擔壓下去了，頑強的家長又在校外拉起來了，政府只好將『手』再次伸到校外，管起了家裡的事。

　　海安中學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我們一個良好的示范，最大程度地減負，可能不是絕對地做減法，強制性地降低標准，而是需要實事求是，面對中國特殊的國情文化，面對家長哪怕是不合理的過高的教育追求，甚至有著濃重功利色彩的追求，最大程度在學校體系內完成，而不是推出去，導致有可能完全失控的結果。在此輪減負的治理上，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中也強調要發揮好中小學校在課後服務中的主渠道作用，海安中學應該說是一個榜樣。

　　當然，在學習效仿這一做法時，我們還需要解決一個基本的觀念問題，就是實事求是，根據多數老百姓的需要，把學校的教育強起來。

　　曾有專家不無擔懮地說，我們中小學的要求與標准不能再降低了，我們已經太低了。我們的確有必要檢討校內減負是否做過了？

　　我們在追求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但我們對標的卻是OECD中等水平標准，我們追求的是高端制造，掌握高端核心技術，但我們到處對標的卻是美國的普通的公辦學校，換句話說，對標的很多都是美國薄弱校，我們到底想要什麼？奧巴馬在任時就曾公開批判美國的公立教育體系說：每年有100萬高中生輟學，美國學生在數學等科目遠遠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如果這就是美國教育的未來，我不會接受』。

　　海安中學的經驗是，根據國情文化，平衡好應該與現實，理論與實際，求得最大公約數，讓孩子們在學校裡完成加餐，而不是一味做減法，推給社會。

　　當然，要學習海安中學也不那麼簡單，還有很多政策與投入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老師加班，是否給錢了？錢從那裡來？是否合規？同時，周六上學制顯然也涉嫌違規，但我們是讓孩子周六去輔導班還是在學校裡？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需要澄清，需要解決，纔能讓更多學校踏踏實實地學習和借鑒海安的思路。(陳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