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南京市政府下發《關於進一步推進小學『彈性離校』工作指導意見》，試點『彈性離校』，從主城區向城鄉所有小學全面鋪開實施。一石激起千層浪，小學放學時間過早，家長接送難的『三點半問題』，再次成為輿論聚焦和熱議的話題。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1990年6月4日，國家教委發布《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其中第五條明確規定：學校應當合理安排學生的學習時間。學生每日學習時間(包括自習)，小學不超過6小時，中學不超過8小時，大學不超過10小時。於是，小學生在校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逐漸成為不可逾越的政策紅線。客觀來看，這一政策的出臺是為了保證小學生的休息時間，呵護小學生健康成長，初衷良好。可是，由於小學下午放學時間過早，和家長下班時間缺乏銜接。這項政策的溢出效應，就是帶來家長接送不便等問題，且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一個牽涉廣泛的社會問題。有鑒於此，南京市率先破冰，推行『彈性離校』，以方便廣大家長接送孩子，隨後，教育部順勢而為，出臺了《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將『彈性離校』課後服務合法化，並做如下定位：開展中小學生課後服務，是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幫助家長解決按時接送學生困難的重要舉措，是進一步增強教育服務能力、使人民群眾具有更多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站在社會治理層面看，『三點半問題』的產生，是一項具體政策實施後關聯發生的溢出效應，而課後服務政策的出臺，則是對廣大家長實際困難的一次積極響應，也是對教育生態負外部性問題的一次主動糾偏，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教育發展觀。實事求是的說，任何一項政策或者行政措施的推行，都難以做到盡善盡美，會或多或少的產生溢出效應。作為整個社會生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教育行業同樣面臨一些具體治理政策的負外部性問題，譬如『三點半問題』，譬如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問題，等等。

　　再來看看減負問題。這些年來，教育主管部門為了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對學生在校學習時間、課後作業量等，都作了嚴格的限制性規定。早在1988年，國家教委出臺的《關於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乾規定》，就很詳細：一年級不留書面課外作業，二三年級每天課外作業量不超過30分鍾。四年級不超過45分鍾，五六年級不超過1小時。後來，相關政策不斷出臺，要求亦是大同小異，關鍵詞就兩個字：減負。從實際執行情況看，小學初中階段，尤其是公辦學校，學生校內課業負擔的確有所下降，但是，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校內放羊校外廝殺現象，卻不可遏制，且愈演愈烈。校園內減掉的課業負擔，在校園外，學生們被要求匆忙奔走於各個輔導機構之間加倍補了回來。這一現象的背後，是一個社會治理悖論，經過這麼多年努力，學生課業負擔不是減輕了，而是轉移了，問題沒有被解決，問題只是被轉移，甚至在轉移過程中，呈現漸趨加重的態勢。而且，由於教育多元化供給不可逆轉，校外輔導行業只能被規范，無法被取締，於是，教育系統內的減負努力被鈍化於無形，面對為學生瘋狂打call的校外輔導機構，教育主管部門雖不是束手無策，而實際上手段有限。

　　良好的減負初衷，背離的增負結果，系統內的問題最終外化為生態之外的負外部性。當然，這種背離與外化，系多種因素疊加所致，如多元供給的外部環境影響，部分家長望子成龍的更高期望與自我加壓，以及個別在職教師有償家教的催化因素等。

　　但是，必須看到，校園內減負引發的家長對於學校教學質量的擔懮，加劇了群體焦慮感。尤其是小學階段，由於小昇初是直昇，沒有考試，過程中又缺乏統一的學業測試驗證。的確有些學校，特別是公立學校，存在放羊現象，老師教好教壞，全憑師德良心，缺乏剛性衡量標准，家長難以掌握孩子真實學習情況，就會擔心孩子課堂上吃不飽，只好課後開小灶，上各種輔導班。是故，不但學生負擔沒減輕，家庭教育成本更是成倍增長。要有效緩解這一負外部性問題，在教育生態之內，需要綜合施策，其中關鍵一點，就是適度強化教學質量和學業水平測試，對於國家課程大綱涵蓋的知識點，確保學生應會盡會，從而讓大部分家長放心，把孩子更多的課外時間，用於體育美育學習，促進全面發展。

　　任何政策的出臺，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外部性問題，作為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密切關注其負外部性問題，注意傾聽各種建設性意見，並根據形勢變化，堅持問題導向，適時適度予以調整和糾偏，是一種正確的姿勢。教育，概莫能外。

　　(作者為江蘇連雲港贛榆區教育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