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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所交大共慶同根同源的120歲生日

http://edu.dbw.cn/  時間: 2016年04月08日 09:27:49

作者:    來源: 中國青年報    編輯: 張洋    

原標題:交大實話

  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大學之林中,這都是一個罕見的時刻:2016年,分布在東西南北的5所聲譽卓著的中國大學,慶祝它們同根同源的120歲生日。

  在民族危亡時刻誕生、萌發較遲的中國高等教育,始終缺乏美國加州大學那樣的公立大學系統,然而交通大學是個例外:它幾經分合,歷經戰火和政權更迭,終在上海、西安、成都、北京及臺灣新竹發出新枝。5所交大各自獨立辦學,又分享同一個傳統及理想。

  作為中國人最早舉辦的兩所公立大學之一,交通大學的根系蔓延脈絡,牽扯著整個國家的枯榮。

  這條根系紮得很“實”。從“求實學,務實業”,到“知新致遠,崇實篤行”,實際上,“實”是今天談論5所交通大學時無法繞開的特征。

  100多年前的上海,當親手終結了清廷的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四處奔走,為鐵路交通建設籌款時,他在這座學府的演說引起強烈的共鳴。他稱實業乃救國唯一出路,而實業之母為交通,交通之母則為鐵路,這與這所於甲午戰敗後“應圖強需要而生”的學堂,其骨子裡的實業報國抱負不謀而合。

  就像是一個歷史的回聲。在孫中山寫出《實業計劃》的1920年,上海這所學堂和另外3所學校,共同定名為“交通大學”。這是這個享譽已久的校名第一次出現,其血液裡流淌的,是始建於1896年的上海南洋公學、山海關北洋鐵路官學堂和1909年的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等源頭學校的救國基因。

  今年,兩甲子華誕之際,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臺灣新竹交大決定攜手同慶,這是歷史上的首次。

  做實在事——務實

  理工科出身的人,在一起慶生,也許不浪漫,卻來得實在。5所交大同慶,為表重視,在每所學校校慶日當天,另外4校都將派出一位代表到校道賀。

  新竹交大已經作了這方面的准備。但在校慶日前的兩周,該校校長張懋中又專程去了一趟上海交大,4天後,他又趕到西安交大。他說,作為校長,校慶當天只能顧得了一頭,無法出席同慶,那就提前來看看。

  在“交通”面前,臺灣海峽已不再是鴻溝。今天,上海交大閔行校區裡種著兩排香樟樹,系交通大學111年校慶時臺灣校友為紀念“同根同源”而贈。這條源流的重要一脈,即是清朝洋務派代表盛宣懷1896年創辦於上海的南洋公學。盛宣懷被視為近代“中國實業之父”,辦學堂寄托著他的實業報國志向。

  因此,務實的種子從南洋公學時期就已種下。執掌交通大學最久的校長唐文治,明確提出“尚實”的教育思想,與“學而優則仕”的虛功舊制徹底決裂,以造就學成致用、振興中國實業之專纔為目標。

  後來的交通大學校長,也是新竹交通大學創始人的凌鴻勛這樣評價唐文治:“先生之於交大,有如北京大學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開大學之有張伯苓先生。”唐文治時期交大校歌裡的那句“實心實力求實學、實心實力務實業”,也成為後來者的座右銘。

  後來,這裡培育出一批圍繞實業的科學和技術大師:世界科學巨匠錢學森,創立中國航天科技;鐵路英纔凌鴻勛,主持隴海線巨築;橋梁泰斗茅以昇,建造神州首座現代大橋;水利俊傑張光斗,擘劃華夏大型工程水利;電腦大王王安,馳騁世界電子信息領域……

  在高鐵四通八達、列車馳騁於世界屋脊的今日中國,“交通”實業帶來便捷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在交通大學誕生的年月,中國鐵路以及整個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卻十分艱辛。

  中國出現鐵路在1876年,較西方晚了半個世紀,彼時歐洲早已建成鐵路網,鐵路使世界經濟連成一體,火車汽笛宣告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完成。

  以交通為名的這所大學,走在了中國搭橋建路的最前面。用作家餘秋雨的話說,交通大學之“交通”,實乃中國通向現代化的一座橋梁。

  在這座橋梁的背後,不乏一代又一代交大人的務實努力。正如西南交大校長徐飛所說,中國和世界軌道交通發展的關系,經歷了望塵莫及、望其項背、並肩而行、一馬當先4個階段,交通大學在其中,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不會做人”——求實

  細究歷史,無論是興辦實業教育,還是開設工科專業,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公學均並非國內最早,但不同之處在於,一旦辦起來就一發不可收,且辦出了當時中國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蔡元培就留下話說,交通大學為全國造就“建設人纔”最高學府。

  上世紀30年代,交通大學一度被稱為“東方MIT(麻省理工學院)”。錢學森1934年於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畢業,次年到麻省理工學院讀碩士,就有一個“驚人”發現:交大的課程安排與該校同出一轍,連實驗課的內容也是一樣的,“交大是把MIT搬到中國來了”。

  之所以有這樣的成績,除了交通大學從麻省理工學院引進教材和課程外,與交通大學近乎嚴苛的求實氣質不無關系。

  還是發生在錢學森身上。1933年,機械工程學院“水力學”考試中,錢學森答題全部正確,只是在最後一題公式推導的最後一步,將“Ns”寫成了“N”,被任課教師扣去4分,沒得到100分。

  至今,這則故事一直在交大校園裡流傳,成為交大人用來傳承“求實”精神的最佳注腳。

  比如,交大招生秉持公正,堅決杜絕後門:只要成績合格,“雖家徒四壁,亦大加歡迎”,若是考分不夠,“雖豪門巨紳,亦拒諸門外”。老校長孫科之子孫治平,曾經報考交大,因為國文一科成績不及格,未能被錄取。後傳為佳話:孫中山的孫子,也只得作為一名選課生來交大旁聽。

  這種公正的做法已經在師生中約定俗成,誰要違反,哪怕是校長,都會遭到全校一致的反對。1923年校長盧炳田私自免試收取數名學生,遭致師生一致抗議,最後發動“驅盧運動”,將他趕出校門。

  這所學校的可愛之處,恰在於此:她謀著高大上的事業,卻從不自負。有時,甚至會自我調侃,這一心撲到實務上去,難免有所顧忌不到一些所謂的“人情世故”的地方。

  41歲的陳雪峰是西安交大目前最年輕的院長。談及交大精神他說了一個詞——“嚴謹”,很快他又補充了一句,“嚴謹,嚴謹到讓人感到有些死板”。

  他所在的學院就有一位這樣的老教授。老教授所帶的博士中,5個人裡有3人不能按時畢業,有的甚至要熬上六七年纔能畢業,原因就是這位老先生的“嚴格”:做出來的實驗不過關,產品性能太差……

  漸漸地,這位老教授被扣上了“不會做人”的帽子。再到後來,他所帶的博士生數量越來越少——沒人敢報,也不願報他的博士。

  老教授的脾氣卻依舊如故。

  告狀信寫到了陳雪峰的郵箱。陳雪峰的態度是,要像珍惜大熊貓一樣珍惜這樣的老教授:“他們是交通大學的脊梁,他們身上這種所謂‘不會做人’的氣質,正是交大‘求實’精神的延續。”

  不懼萬難——人先

  說起交通大學的氣質,上海交大校長張傑想到一個詞:“敢為人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自信和勇氣。以改革為例,解放生產力,釋放積極性,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改革的關鍵詞,高校改革也不例外,上海交大早在1981年就實行定編定員,人員流動。此後,教職員工積極性空前高漲。

  1984年2月16日,上海交大原黨委書記王宗光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當時正趕上正月十五,鄧小平接見了上海交大主要領導乾部和教授、學生代表,會面主題就是對交大的改革成效表示支持。

  那一年,上海交大的探索經驗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近年來在教育、科研戰線已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試驗。上海交通大學等院校改革管理制度,層層擴大自主權,實行定編定員,人員流動,挖掘學校科研潛力,承擔經濟建設研究課題,制定教師工作規范,明確乾部崗位責任,試發崗位津貼和職務工資,提高了教學質量,出現了科研新局面。”

  一所高等學校的工作經驗寫入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是第一次。至今,這樣的現象也十分罕見。

  “為什麼是交大?”王宗光說,交大人理工科出身居多,想法沒那麼復雜,只要對國家有益,對教育有益的,就去嘗試。“這說到底,還是因為骨子裡流淌的那些滾燙的‘實乾’血液,讓我們事事想著為人先。”

  時隔30年,這樣的故事在2014年的上海交大校園裡繼續上演著。這一年,國際學術刊物《自然》罕見邀約中國高校校長來撰寫高校改革文章,這位校長即是張傑,他的想法也並不復雜,簡單來說即是推動以制度激勵為核心的師資隊伍改革。這聽上去,和20年前釋放教職員工積極性的做法並無太大區別——時過境遷,敢為人先背後,所秉承的“實乾”理念,並未改變。

  另一個不得不提的例子,當屬“交通大學西遷”。那是交通大學上一個甲子故事的開頭——1956年,老一輩交大人響應國家號召,毅然坐上從上海開往大西北的列車,所到之地,則是與中國東部最發達城市完全迥異的景象——校園裡到處是荒草,還有一處打靶場和一個豆腐房。次年秋季,學校在草棚大禮堂舉行了開學典禮。

  這一遷,纔有了後來的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

  77歲的老院士陶文銓趕上了這一變化。當年他報考交通大學時,尚無上海、西安之分,只聽說那是一個“畢了業能去做火車站站長”的學校,家人裡極力推薦,1957年考入時通知書寫的是“交通大學”,1962年本科畢業時,領到的畢業證已是“西安交通大學”。

  “從遷校到分設兩地到兩地獨立建校,不僅體現了交大人‘工業救國’的使命擔當,也彰顯了交大師生愛國愛校、顧全大局,明大理、識大體,一心為國,不計得失的家國情懷。”西安交大校長王樹國說。

  如今,交大人已互稱彼此的學校為上海母校、西安母校、成都母校、北京母校、新竹母校。後人為了紀念當時的西遷,特在西安交大的設立了“西遷館”,西遷精神也成為這所百年老校,紮根西部、擔綱新時期國家脊梁的一個象征。

  西安交大校史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檔案館館長賈箭鳴說,60年來,西安交大累計培養逾23萬名畢業生,每3個人中,就有1人選擇在西部建功立業。

  飲水思源——報國

  在張傑專門接待張懋中的會客室,有一面照片牆,牆上掛滿了這所百年老校成立至今39任校長的照片。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照片下面的數字,並非這些校長的生卒年月,而是他們擔任校長的起止時間。這些印刻在牆上的時間,無意中透露了歷史的秘密——一旦國事動蕩,則校長更換頻繁,學校發展也是舉步維艱。

  比如,上世紀20年代,正值“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多事之秋,政壇地震頻發,變化之速超乎預料。短短兩年間,領校長印者竟有5人之多。而在老校長凌鴻勛離任,新校長蔡元培到職之前,曾有過3位任職很短,乃至任命後根本就沒有出現的校長或代理校長。

  幾乎每一次接待外賓,張傑都會選在這裡,外賓看到這些,對這百年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肅然起敬。而在張傑心裡,則更多地湧上一種“家國擔當”,交通大學為圖強救國而生,今天,也只有再行創舉纔能對得起祖先。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上海,提出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後,張傑拿出了學校六成的師資力量,投入到這件事。

  一些國際知名大學的發家史,也多與所在國家,乃至全球命運起伏息息相關。包括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在內大學,正是借助於二戰的契機實現跨越式發展,卡內基梅隆則借助於城市衰落急需新的科技增長點,而使其計算機學科異軍突起。

  “回過頭來看我們的高校,為何有一些社會地位逐漸弱化?原因很簡單,有些時候我們總是在自娛自樂,孤芳自賞。”這是西安交大校長王樹國去年年底在學校一次工作會議上所說的。

  當時,一個由該校主導的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的設想,已經由教育部和陝西省同意批復,王樹國准備將其打造為絲綢之路的創新港灣。這種選擇,在他看來是西安交大探索21世紀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模式。

  這是5所交大的共同取向。

  3年前,北京交大和西南交大以“軌道交通安全協同創新中心”入選首批“2011計劃”。北京交大校長寧濱認為,選准國家需求方向是其成功入選的主要原因。

  “如何保證這樣一個現代化復雜系統的安全,是國家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尤其在7·23動車事故和9·28地鐵事故後,於國於民至關重要。”寧濱說。

  在臺灣,新竹交通大學的畢業生,也瞄准當地乃至亞洲電子產業的發展,橕起半壁江山,包括聯電、臺積電、聯發科、宏?、華碩、緯創等知名企業皆是其孕育的結晶。

  今天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帶著數百億英鎊大單去英國訪問,主打的高鐵和核電兩個項目,離不開幾所交大的智慧,前者離不開西南交大、北京交大的貢獻,而後者則有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參與攻關的身影。交通大學的實業報國在這雙甲子的輪回中有了新的注腳——包括高鐵技術在內的“中國制造”,賣到了昔日帝國的家門口,而當初,西方列強船堅炮利,讓中國在鮮血和死亡中認清了交通的重要,交通大學也因此在那樣的局面下誕生了。

  這是交通大學的進步,也是中國的進步。(記者邱晨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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